513

以下報導是很久以前的，這個風波也過了一陣子...不過在這個值得令人反思的日子，我還是想要拿出來再講一講...我們三大民族本來就相親相愛，就是一些有心人士在煽動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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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513事件”遭“神话”了整整38年的今日，学者兼民权工作者柯嘉逊试图还原1969年“513事件”的真相，为这个困扰我国各族人民38年的历史事迹去神话。
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的“513事件”38年来被官方定论为“种族冲突事件”，柯嘉逊（右图）根据史料挑战这项说法。他根据英国解密史料分析出，这宗困扰改变我国政治生态的历史大事件并非一起种族冲突事件，而是一起巫统精英策谋的政变！
鉴于官方说法已经站不住脚，马来西亚人民之声（Suara Rakyat Malaysia，简称“SUARAM”）和柯嘉逊呼吁我国政府成立独立的“还原513事件真相”委员会，展开公开听证会收集目击者的口供和看法，还原这个历史事迹的真相。
柯嘉逊从伦敦西郊克佑区（Kew Gardens）的公共档案馆发掘了一批解密文件；这批解密文件显示，“513事件”并非突发事件，反之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，目的是推翻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（Tunku Abdul Rahman）的政权。
柯嘉逊断然指出：“马来西亚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，绝非多元族群社会中自发的种族暴乱。有关的撤销保密的文件清楚表明，发动这场种族暴乱是有计划的行动。”
配合“513事件”的周年日，马来西亚人民之声（Suara Malaysia，简称“SUARAM”）今日上午在隆雪中华大会堂，为柯逊博士新着《513 -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》举办推介礼暨举办“回顾513事件：独立后的种族关系与国家团结”讲座会，邀请柯嘉逊、学者兼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里（Syed Husin Ali）和学者那卡拉贞主讲，吸引约120人与会。


赛胡先阿里符合柯说法
柯嘉逊指出，“513事件”是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推翻马来贵族阶层的政变；依照东姑阿都拉曼的说法，政变的主事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萨（Abdul Razak）和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哈伦依特里斯（Harun Idris），其同谋尚包括了在位22年的前首相马哈迪。
马来亚大学前社会学教授的赛胡先（Syed Husin Ali）和甘榜美丹事件研究学者纳嘉拉贞（S. Nagarajan）皆认同，“513事件”乃一起由巫统内部派系斗争所策谋的计划，甚于一起民间种族情绪高涨所引发的暴动。
1969年大选，联盟遭到自独立以来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，它还甚至可能失去一些州立法议会的控制权。官方历史把在野党的游行庆祝视为“513事件”的燃火线，可是，柯嘉逊指出，许多观察家认为，在野党喜悦欢腾和大事庆祝，并不可能成为暴徒们行凶的借口。反之，制造暴动的很可能是图谋推翻东姑夺权的巫统领导人。
柯嘉逊引用1977年一名新闻工作者苏吉拉迪夫的话：“‘513事件’并不是自发的。它是经过快速精心设计的。这事件计划者的身份，还无法准确地说出来。不论它如何发生，“513事件”是针对东姑阿都拉曼的一项政变。虽然他继续担任首相兼巫统主席，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。其实，东姑从此大权旁落。”
 柯嘉逊在书中指出，到了1969年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引起工人和农民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。在求职与受教育，获取奖学金和执照方面，国家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，令他们感到不满。
原本在马来西亚政治前景中占优势的联盟，他们在1969年大选中显得黯然失色。巫统至高无上的权力被认为已受到威胁。这一切等于给官僚资产阶级发出讯号，应以“马来人具主导地位”的名义，进行夺取政权的计划。
柯嘉逊是在其新书《513 -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》（左图）中作出上述披露。他在书中把“513事件”喻为“关键性的政治起义”。他指出：“它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史，确保新兴马来资产阶级的崛起，并通过‘新经济政策’，巩固他们的政治势力。”
鉴于“513事件”的官方说法已经为英国解密文件动摇，且在“513事件”发生以来政府从未正式对这段历史展开深入的研究，人民之声执行主任叶瑞生、柯嘉逊和赛胡先皆呼吁政府成立“还原真相委员会”，趁当时的目击者尚健在，就这起冰封的历史展开深入的研究。赛胡先也呼吁政府公开官方文件，助人民辨明真相。
柯嘉逊是人民之声的理事，他曾于1987年“茅草行动”期间在《内安法令》下被扣留445天。获释后协助成立人民之声，随后参政并于1990年获选为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。柯嘉逊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士，后在同一所大学考获博士学位，他目前是新纪元学院院长。


“513事件”影响深远
官方数据显示，1969年5月13日国内骚乱期间，有196人丧失生命，180人被枪伤，259人被武器所致伤。根据“国家行动理事会”的报告，9,143人被逮捕，其中有5,561人被控上法庭。在暴乱过程中，6千人无家可归，至少有211只车辆被毁坏或损坏，而753所建筑物被大火烧毁或损坏。
柯嘉逊在书中指出，当时国际通讯记者所计算的死伤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据。他也说：“当局刻意把受害者属于哪一种族的事实掩盖起来。但是，众所周知，大部分的受害人是华人。”
 “513事件”长期以来因涉及种族冲突，被编为社会议论的禁忌，我国官方历史书仅简单交待该起事件为“种族冲突事件”，没有多加阐述，以致“513事件”38年来皆作为“种族冲突”的符号存在着。柯嘉逊的新着，进一步验证了民间传送的另一个版本的历史：“513事件”实则是巫统内部斗争所引发的政变。
根据柯嘉逊的观察，种族暴乱发生后，政权更替一事是那么迅速和深入：国家行动理事会开始操作，新兴马来统治阶级权力直线上升，完全控制了整副国家机器，包括警察和武装部队。此外，解密文件也显示，国家在种族暴乱刚发生不久，就紧锣密鼓地策划70年代和80年代具争议性的经济和文化政策，并冠以新“马来议程”的名堂。
政府在“513事件”后制订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（1971-1990），其两大目标为重组社会与消除贫穷。新经济政策结束后，国阵政府在1991年6月公布“国家发展政策”（1991-2000），以取代新经济政策，强调经济平衡发展，基础工业多元化，重视人力资源开发。
虽然新经济政策的20年期限结束了，它仍是一个塑造今日马来西亚的政策，甚至可说是塑造马来西亚人生活、经济、政治的最重要因素。新经济政策向来被视为“土著至上”的经济政策，让马来人土著享有巨大优惠，扶持马来资产阶级。
近年来，土著特权以“土著仍旧落后他族”之名扩大至所有与政府有密切关联的领域，银行业以土著股权为准绳挑选指定律师楼便是一例。此外，自从“513事件”发生后，每当大选来临而我国的政权的现状遭受威胁时（如1990年大选、1999年大选），“513事件”就被亮出，恐吓人民一旦国阵政权或马来人地位被动摇，“513事件”便会重演。
这起骚动，俨然国阵稳住政权的秘密武器。还原“513事件”的真相，有助于破解“必须维持现状，才能维持国家稳定”的迷思。